我们可以看到，在不对称的权利结构下，多数小股东在开启合作后各项权益主张较被动。比如，架空职位阻碍进入管理层、大股东用管理职权独给自己发高薪、无依据的报销高价开支、不按约分红、阻止小股东进入管理层等等场景。在长期的受压迫环境下，协议收购后退出是最佳路径，及时止损。

虽然，新《公司法》第89条第3款，新增了回购救济条款。引入了"公司的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利，严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，其他股东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。"，这确实填补了股东压迫救济的制度空白。

但是，这在实践中存在适用困境，制度成熟需要时间，法院暂时的态度是高度保守的。“滥用股东权利"与"严重损害”很难认定，构成要件模糊，缺乏量化标准，仅一般性影响不够，需要达到股东参与经营管理或获取投资收益的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。截至2026年3月，尚未检索到直接依据该条款支持回购诉讼请求的生效判决。另外，在多数小股东在实际中是不参与经营管理的，很难进行充分举证“滥用权利及严重损害”这两点。

虽然直接进行回购诉讼难度很大，但在实际操作中不需毕其功于一役，可以运用灵活策略将维权目标拆解。

小股东可通过主张单项权益维权，主动创造退出条件。例如，积极行使知情权、提案权、表决权等，在实际参与经营受阻后收集有力证据，及时明确表达反对意见，通过充分取证并主张单项权益，逐步施压形成有力的谈判局面，协商退出。

当然，以上都是事发后的弥补性维权措施，相对还是比较被动。弱势方最好提前签署股东协议设定明晰权益，越弱势，越需要。

其中最常见的权益争议围绕以下五点，需提前在《股东协议》中写明，在日后维权时提供有力依据：

①强制回购权
②回购定价方式
③特殊表决事项
④知情权保障
⑤日常管理权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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